雷颐/文
“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
——贝内德托·克罗齐
提起贝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人们首先想起的自然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因此他的美学著作和哲学著作国内早有译本。其实，克罗齐首先是历史学家。终其一生，他的历史研究从未中断，研究范围从本国史到外国史，从古代史到当代史，从政治史到文学史、戏剧史，极为广泛。
他时刻关心政治、关心时局，坚守人道主义。对历史的研究和对现实的关注，使他在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坚决反对法西斯主义，毫无畏惧与墨索里尼公开冲突，保持、维护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尊严与立场。
一
1866年，克罗齐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的名门望族。年轻时到罗马大学法律系学习，但他兴趣并不在法律，不专心听课也不参加专业考试，而是自己到图书馆博览群书，钻研自己感兴趣的课题。
他对那不勒斯和整个南意大利的文化、历史兴趣尤浓。20岁时回到那不勒斯开始研究历史。他从研究自己家乡的历史逐步扩展，到26岁时已完成了《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那不勒斯的历史与传说》，还有《巴罗克时代的意大利》等史学著作。他的创作欲极其强盛，在随后的岁月中，他在发表大量美学和文学评论的文章和著作的同时，陆续出版了大量厚重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哲学著作，早早功成名就，成为国际知名学者。
作为那不勒斯人，他认为南部意大利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在意大利历史中，佛罗伦萨代表了艺术和诗，那不勒斯则代表了思想和哲学。就在这里，产生了托马斯·阿奎那、布鲁诺、康帕内拉和维科。尤其是维科，对他影响更加深远，他在年轻时仔细研读了维科的巨著《新科学》。
《新科学》曾经名为《关于各民族的本性的一门新科学的原则，凭这些原则见出部落自然法的另一体系的原则》和《关于各民族的共同性的新科学的一些原则》。当时的欧洲已经历了14-16世纪文艺复兴以及17世纪理性时代的洗礼，维科把以往的人类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和“凡人的时代”。他关注历史中人自身的发展，人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他叙述的主体是“人”，“人”是历史的主体。在历史发展最后一个阶段，即“人”的阶段，人能够理性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建立人道的政府，人的理性能做出各种判断。各民族的人性是相通的、平等的、共同的。全书体现了文艺复兴“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一直为克罗齐信守。意大利是法西斯主义的发源地，墨索里尼是法西斯主义的鼻祖。法西斯团体从诞生起，就充满暴力。意大利法西斯在1922年10月通过暴力手段取得了国家的领导权。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法西斯暴力，克罗齐勇敢地站了出来。1925年5月1日，《世界报》发表了由他拟就的《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这个宣言立刻产生巨大影响，墨索里尼恼羞成怒。对他诱之以利，被他拒绝。而后又派匪徒骚扰、监视、跟踪，并将他从一些学术团体中排除，不许他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他也毫不畏惧,决不妥协。此后二十多年，形势再险恶，他一直坚决反对法西斯，并成为意大利知识界反法西斯的精神领袖。
1928年，克罗齐的《1871-1915年意大利史》出版，大获成功。由于他一直反对法西斯，而且此书反对、批评暴力，使法西斯当局极为不满，在报纸上严厉批判此书，并准备查禁。但由于他的国际声望甚高，墨索里尼最终还是未敢查禁此书。1938年初，他的《作为思想和行动的历史》出版问世，引起轰动，后来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此书出版时，开始也受到警察局的阻挠，克罗齐公开强烈抗议，还是慑于他的国际影响，最后经墨索里尼批准，此书方得批准。墨索里尼亲自批准出版此书，而后希望他能因此感激自己，但克罗齐坚定地回答说：“我有直言不讳、书其所思的权利，谁要阻止我这样做，就不能期待我感谢。”（“丛书总序”，《十九世纪欧洲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法西斯主义以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思想核心，以赤裸裸暴力作为行动指南。一些知识分子慑于暴力，不敢公开反对法西斯主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则为法西斯主义的吸引，成为自觉自愿的法西斯主义者，著名唯美主义作家、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就是最典型的一位，他甚至被认为是墨索里尼的先驱者。
邓南遮出生于1863年，比克罗齐大三岁，狂热地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过士兵、水手、飞行员。战后不满国际和谈中将意大利政府妥协同意将阜姆牙归南斯拉夫，邓南遮竟在1919年11月率领几千名暴徒向阜姆进军，占领此城后还当了一年的首领。一种观点认为，墨索里尼1922年10月率领党徒“向罗马进军”，就是受此启发。他是墨索里尼的狂热支持者，写诗热烈歌颂墨氏功绩。由于他影响巨大，被墨索里尼封为侯爵，并成立专门研究、推广他思想的国家学术机构。
1931年，克罗齐的《十九世纪欧洲史》出版时，邓南遮如日中天，书中专门分析、批判了“意大利的邓南遮们”的思想来源。克罗齐认为，民族主义、非理性思潮、病态的浪漫主义是他们的思想根源。
用“邓南遮们”一词，因为这种思想并非邓南遮一人，而是知识界、思想界的一种不能忽视的现象，因此忧心忡忡。
二
在他所有历史学著作中，除了历史哲学外，最为人所重视的则是出版于1931年的《十九世纪欧洲史》。
他的“十九世纪”并非严格的年代限定，而是指从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的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显然，他认为这两个事件才构成真正的“世纪”两端的划线标准。
在这一百年中，欧洲历史可谓天翻地覆，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历史要求更是千差万别，甚至完全相反。有的要求由立宪政治取代君主专制，有的则已经实现立宪政治并要求进一步扩大选举权，有的却要求复辟帝制；有的要求摆脱外国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统一，有的竭力维持帝国；有的已经实现政教分离因而对宗教持宽容态度，有的则刚刚开始要求摆脱教会压迫而对宗教持激烈批判态度……然而，克罗齐却从这种种不同中抽出一根相同的主线。他认为，有一个词凌驾于所有这些要求之上，它包含全部这些要求并表现出一种精神引导，那就是“自由”。克罗齐所说的“自由”主要不是存在于哲学家、思想家概念中抽象的“自由”，而是千百万普通民众参与创造历史的“自由”。
所以，他的“十九世纪的欧洲”就是自由精神、自由观念、自由制度与反自由精神、反自由观念、反自由制度斗争的历史。
从拿破仑倒台到1830年“七月革命”这15年间，通常被认为是欧洲君主专制复辟的“反动时期”。但克罗齐的分析表明，即便在这“最反动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力量已经有限，无法完全压制已然存在于经济、习俗、文化甚至某些制度中的种种自由因素。欧洲，已经永远无法回到法国大革命以前了。在无法遏制的历史潮流面前，君主专制制度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与自己并不赞同的自由原则和制度妥协。可以说，虽有种种反复、冲突，“自由”却一直大步向前。
不过，经过近百年的凯歌行进，自由终于遇到民族主义的强劲挑战，而且迅速败下阵来，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欧洲民族主义异军突起的过程中，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国统一、德国的崛起，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俾斯麦又在普鲁士起到关键作用。俾斯麦以“铁血”著称，他在1888年一次演讲中的观点典型代表了他的对外政策。他说：“让他们憎恨吧，只要他们害怕就行”，“我们德国人只怕上帝，不怕世上任何人”。俾斯麦的这种观点，得到了许多德国学者和教授的赞同，并从学理上加以论证。论证、培养德国人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论证、批判、嘲笑英国的议会制度并认为英国是充满商人而缺乏武士的民族，赞美历史中的残酷无情者并认为这些人锤炼了德意志。随着德皇威廉二世的登基，“德国应当获得世界霸权的观念很快压倒其他所有观念，这种观念被教授们灌输，渗透到普通思想中，为同其他国家的关系确定另一个方向”……
使他震惊、疑惑不解的是，德国产生那么多优秀的思想家、作家、诗人，为何其知识分子、思想界、学术界却有这样强烈的鼓吹暴力、野蛮和强权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他分析了这种病因，承认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德国是教育程度最高并最守纪律最勤劳的民族，此时国家成功地利用国家统一并迅速成为强国，使工商业、科学技术及各种学说和文化蓬勃发展，使“国家”对普通百姓和学者教授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如果说它自身善于涌现能干、廉洁的管理者及官僚阶级和英勇善战的军人阶级（在普鲁士的传统官僚政治与尚武精神），那么则不善于培育真正政治家阶级。德国人缺乏政治感，当时不止一次地被德国人自己指出，这种奇怪的缺乏同其余一切出类拔萃相比的现象令人惊奇；只是晚些时候人们才认识到这种缺乏的严重性，并想要对此现象进行适宜的病源分析。”
他进一步分析了德国学者教授这方面的“病源”：“学者和教授很多从事那种职业，带着某种局限与天赋，往往以某种轻信和幼稚去判断实际公共事务，这种轻信与幼稚恰恰是他们的智力特征和生活方式”。或是他的宽厚，他仅仅责备这类学者出于“轻信和幼稚”，而没有指出或批评其中不少人并不轻信也并不幼稚，而是出于“利益”。他写这段话时，纳粹还未在德国掌权，但在某种程度上，他预见到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们和卡尔·施密特（CarSchmitt）们在纳粹掌权几年后的所作所为。
当然，对民族主义，他也是历史地对待的。他认为在争取民族独立过程中，民族观念本身曾经具有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内容。但在19世纪晚期的欧洲，却发生了本质变异。他引用奥地利戏剧家、奥地利古典戏剧奠基人格里尔帕策（FrancSeraphicusGrillparzer）的一句话作为概括：“人性，经过民族性，转化为兽性。”
克罗齐1931年完成此书，对一战后高烧不退的民族主义忧心忡忡，认为迟早会引起另一次更加残酷的浩劫。他认为，成立“欧洲自由联盟”或“欧罗巴合众国”有可能阻止这种浩劫。他明确写道，“欧洲联盟的进程”将最终把欧洲从引发战争的民族主义中解救出来。
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印证了他的预言；半个多世纪后欧盟的成立，实现了他的梦想。克罗齐的这种先见之明，得益于历史研究。他强调，人要“在世界历史中深思，就像在自己生活中冥想一样”。这种对过去的深思和对当下的冥想，才能使人洞明世事。在他的观念中，过去确实已经一去不返，已经死亡，但又随时有可能满血复活。“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