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一直非常关心着清华大学的建设。
1950年6月，张奚若教授向毛主席转达了清华师生的一致请求，希望主席能为清华大学提字，毛主席听闻后欣然接受，当即写下了六个“清华大学”。
这六个字也并非毛主席即兴写下的，主席对于书法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之所以连续写下六次，也是为了表明他对于这件事的重视。
而在最后，他则谦虚地自荐说：“右下角的草书比较好。”
毛主席与清华大学
如今，当初主席写下的那副苍劲有力的字，依旧停留在一张已经泛黄的宣纸上，而旁边那句“右下草书似较好些”也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
那会，广大人民对于毛主席的崇拜已经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能得到毛主席提字的学校，自然绝非等闲之辈。
而在很早之前，毛主席便一直关注着这所高等学府的情况。
1948年秋天至冬天这个时期，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解放军在东北、华北广大地区的优势逐渐扩大，也渐渐逼近了北平城郊，清华园当时也面临着马上解放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扩大优势，在12月13日中午，解放军的部队开始进入万寿山、圆明园之间的地带，突然遭遇到了猛烈的炮火袭击。
虽说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宛若困兽之斗，可他们依旧不愿意死心，原因也正是因为这些充满着历史的建筑物。
当时，国民党依托的名胜古迹有很多，比如清华、北大在内的高等学府，还有清政府曾经留下来一些古迹。
如果不打，那么国民党的阴谋便得逞了，解放的进程也会被大为延长，可如果要打，那么这些历史留下的宝贵财富则不一定能保得住。
凑巧的是，当时负责在前线指挥的五纵代理政委李乐之凑巧是清华大学1940届的，他在领导部队向前推进的途中，发现了前方正是自己的母校。
可军情又事关重大，他自己没有办法下最终的决策，谨慎起见，他赶紧把这些消息报告给了上级，这些消息一层一层向上传递，最终到了毛主席的手上。
毛主席在部队开动时就格外注意着这些高等学府的情况，当年12月15日，毛主席亲笔写下了批示，要求东北野战军的负责人要格外注重保护清华、燕京等名校，以及附近的那些名胜古迹。
两天之后，他再次作出了批示：清河、沙河、西山、海淀等重要的文化古迹地区，对原来的管理人员要保持原封不动，并且派人联系，特别是清华和燕京这两所高校，一定要在作战的过程中减少损失。
命令是毛主席直接下达的，所以广大参战的指战员们都非常注意，并且严格遵守着这项纪律，如果在这些地方发生了具备规模的战斗，那么大家都不会使用最快捷的炮击，反而会选择步枪、刺刀等破坏力较小的方式。
采用这些方式，就意味着在解放军占据优势的情况下，部队的伤亡也会扩大，不过为了保护这些名胜古迹和高等学府，战士们没有人提出异议，牢牢遵循着上级的指示，他们也不希望自己去解放一座没有温度的城市。
正是在毛主席的亲自批示下，清华园才最终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同样是全国最为顶尖的学府。
毛主席向来非常重视教育，所以在建国以后，他也希望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有效推动起相关工作。
在1949年10月13日， 毛主席给著名的哲学家，同样也是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写了一封信，由于冯友兰先生决心改变一些唯心主义的治学方法，开始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研究治学，毛主席得知后也非常高兴。
不过，他还劝了冯友兰先生，在治学的过程中“不必急于求效”。
毛主席始终保持着对清华大学治学的关心，而清华大学的全体师生也非常尊重着毛主席。
书法提字在中国的历史由来已久，在古时，文人骚客便会采用诗书画作的方式来互相提字，这是一种雅兴，而皇帝或达官显贵若给人提字，对于被提字者则是一种尊荣。
这种文化也算是一脉相承下来，所以很多大学都是由名人提字。
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北大校委会主席汤用彤和郑天挺便示意校委会秘书汪子嵩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抵达了中南海毛主席办公的地方。
信中大概提到了，12月17日是北大五十一周年校庆，也是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希望毛主席能为北大题写校名，用来制作全新的校徽。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长11厘米、宽3.1厘米的长方形框架，框下有“北京大学”四个字，这也是给毛主席参考的尺寸。
所以，毛主席也题了字，并且在1950年3月17日由中共中央秘书室送给了北大，上面写道“寄上毛主席为北大校徽提字，请收查。”
估计是看到北大已经收到了毛主席的提字，那么清华大学自然也有点“坐不住”了，现在的情况都能看出，清华和北大同为中国最为高等的学府，彼此之间的学术竞争格外激烈，这种象征着荣誉的事情，自然是谁都不愿意落下的。
不过刚刚建国的时候毛主席日理万机，终日都比较繁忙，就连休息的时间也很少。
可他在接到清华大学师生寄出的信件后，还是写下了六个力透纸背的“清华大学”，还谦虚地注明了草书比较好，因此，毛主席提写的校徽就一直伴随着每一位清华师生。
清华园内人才济济，毛主席也和校内的很多学者来往颇深，比如主席曾经阅读国吴晗教授的《朱元璋传》，随即写信称赞道：“两次晤谈，甚快。”
而且，毛主席还对闻一多、朱自清这两位著名爱国学者尊重有加，他也曾在新华社撰写过社论，便提到了两位学者：
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这么倒下去，也坚决不愿意屈服；而朱自清先生一身重病，宁愿饿死，也坚决不愿意领美国的救济粮，他们则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的气概。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1956年2月24日，毛主席在看到梁思成教授的入党申请书后，郑重地批示道：同意吸收梁先生入党。
后来，在国庆十周年的招待会上，清华大学体育教研组主任、体育教育家马约翰教授见到了毛主席，刚刚见面，毛主席便紧紧握着他的手，还对他说：“你是中国最健康的人。”
主席和清华大学的故事还有很多，不过最让清华大学引以为傲的，莫过于那份提名，而毛主席之所以选择了草书，细细看来，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主席多年来的笔法积累。
选择草书，是主席落笔风格的体现
毛主席从8岁开始便进入到私塾之中，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对于毛笔字就形成了极大的兴趣，最初毛主席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在汉魏、晋唐等前人的碑帖基础上下了很大的功夫，这也为他书法风格最终的形成打下了深厚根基。
毛主席前半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投身于革命，不过他也一直没有忘记实践自己的书法，从江西的井冈山一直到后来的革命根据地延安，毛主席的身边通常不会带什么特别的东西，却始终把一些临写过的法帖带在身边。
而毛主席的书法成就正是在于“狂草”，这些最初来源于张旭、怀素。
在主席中年之后，所用的字体也渐渐成了形，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跌宕起伏，并且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不仅富有激情，而且还极具理性。
观看他的草书，总是能够受到牵引，他草书的线条、用笔都时紧时密、时快时慢，具有一种颇为强大的气场。
俗话说“字如其人”，毛主席在现实生活中就有一种独到的伟人风范，他的字体也和他现实中的风范非常接近，总是能吸引到人。
毛主席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研究和学习的范围也非常的广，早在红军长征时期，他在娄山关看到石碑上这三个字写得苍穹有力，便感叹再三，还不断用手笔划运字，嘴里说着：“可惜了，这块碑不知道出自哪个朝代哪位名家之手。”
而且，毛主席向来认为，书法的用意不在于书法本身，字好看固然重要，背后的内涵则更是十分重要的。
就拿这次“娄山关”三字举例，毛主席向身边的战士们解释道：“所谓关便是要塞重地，因此通常以碑石为界，用以区分。”
那有力的字，在这种解释下瞬间有了更为高深的含义，它也不再是一块路牌，而代表着很多深刻的东西。
毛主席的草书，笔划有长有短，字体有粗有细，书法里也充满了“辩证法”的思维，而且他的字骨神兼备，主席曾经说过：“字和人一样，也有着筋骨和灵魂，练得久了，便能够找到筋骨，这里所说的筋骨，便是字的形貌、气势和力量。”
主席写字，向来强调骨、神兼备。
而纵观毛主席的一生，他的书法也经过了三个阶段。
青年时期的毛主席处于书法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主席的字体还大多属于“楷体”，字体工整而有力。
从1921年到1949这段时间，是共产党投身于中国革命的黄金时期，在这段炮火纷飞的时期，毛主席领导了红军时期的革命、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毛主席在统帅的位置上运筹帷幄，常常需要传递很多关键的消息。
不过，平时毛主席写字对多的地方便是在批示上，那会毛主席为了能让消息准确无误地传递出去，通常会使用“行书”而并非草书，这种字体比较清秀，也很容易辨认，比如在1941年时他给儿子毛岸英写的信，以及很多文电，都采用着这种字体。
从1949年进入北平以后，毛主席的书法便进入了第三个阶段，这会物质条件稍微好了一些，毛主席除了在处理国家事务上需要起草电文外，还会写信回复亲朋好友以及群众，而正是这一段时间开始，毛主席的字越来越好，也写得越来越草。
特别是在回复一些科学家、教授等有文化的人士时，毛主席的信写得非常“草”，而对于那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毛主席的字体便会写得相对工整。
而1950年写给清华大学的“题词”时，正是这种草书，这也是毛主席最为喜欢的字体，更能代表他的风格。
参考
[1]郝春禄. 毛泽东书法艺术特点探析[J]. 党政干部学刊,2016(01):68-71.
[2]范宝龙. 共和国领袖与清华——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三代领导人对清华大学的关心[J]. 北京高等教育,1999(09):6-8.